刘性峰、王 宏：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嬗变、问题及对策

摘要：当下处于全球化、大数据、后殖民的翻译时代，翻译实践和理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其研究范式亦需做出相应调整。以往及当下的翻译研究主要借用其他学科（如语言学、文学等）理论从外围剖析、解释翻译现象、揭示翻译规律。虽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由于理论上过度依附于其他学科而导致翻译学科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性备受质疑，并造成了当下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危机。另外，翻译学研究范式划分也多以这些外围的工具为基准，较少考察翻译研究对其他学科发展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在界定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对其历史发展做了总体的阶段划分，并对其当下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进而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翻译学研究范式；嬗变；问题；对策

0.引言

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50、60年代，以尤金·奈达为代表的研究者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使其从碎片状的经验感悟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建构，尤其是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之《翻译的名与实》（1972）一文，以及Susan Bassnett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以“Translation Studies”为题的著述的出版，使得翻译学成为一门显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翻译学研究历经萌芽、形成、发展、高潮、低迷等阶段。期间，翻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许多变化，经历了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多元范式等。这些范式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革命性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翻译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以及与其他学科发展的相互关系。

虽然翻译学研究经历了多种范式的更迭，对其范式的研究亦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当下有些问题仍值得我们思考。比如，对范式概念的理解存在模糊性认识，认为每种翻译理论都是一种研究范式，例如出现了“生态范式”“功能范式”“多元系统范式”“女性主义范式”等提法。其次，当下的翻译学范式研究处于徘徊、低迷与焦虑期，新的研究范式在哪里？此外，当代的翻译学范式研究基本上以欧美为中心，存在其他语群/族群失声的现实。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当下翻译学范式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拟就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内涵、发展之历史分野、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等进行探讨。

1.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界定

范式（paradigm）最早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他认为，范式是“在科学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Kuhn 1970:10）具体而言，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东西，包括“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传统，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模型，科学共同体把握世界的共同理论框架，科学共同体共有的理论和方法上的信念。”（郑毓信 2013：95-97）除此之外，它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共同拥有的信念、认知传统，以及“最基本的理论假定，在研究中应当使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语言），和相应的工作专责或价值标准。”（ibid.）能否成为范式，要看它是否能够“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Kuhn 1970:10）可见，范式表示某一个科学领域为大家所共同遵循的理论传统、理念体系、价值信念等。范式是信念意义上的，而非具体认识意义上的某种观点。

结合以上关于“范式”的定义，本文将“翻译学研究范式”定义为：某个时期，翻译研究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传统、理论模型、理论框架和信念。它“是一种科学矩阵，为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人的实践的翻译’提供研究的概念框架，其目标是回答关于翻译的其他学科没有提出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要求与其他学科不同答案的问题。”（武光军 2008:106）总之，翻译学研究范式包括与翻译研究有关的精神信念、研究传统、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一种世界观、一种综合的视角或模式（参见傅勇林，朱志瑜 1999；吕俊 2000；曾文雄 2013）。

另外，就其属性而言，翻译学研究范式不同于一般的、某个具体的翻译理论或翻译方法、策略，它是翻译研究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为翻译学研究提出问题。同时，翻译学范式也不同于翻译转向。喻锋平（2012: 80）区分了“翻译转向”与“翻译范式转换”，并认为，“转向最多只能算是‘范式转化’的前奏而已，是否真的出现新的范式，还要看是否能产生‘科学革命’”。即是说，当翻译研究出现危机时，当下的范式无法再满足翻译学发展的需要，进而呼吁新的范式突破原有研究的僵局，新的研究范式为该领域提供研究的概念框架、理念基础、理论触发点，并催生一些具体的翻译理论、以及一些能够指导实践的翻译原则。

2.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嬗变

2.1 前人研究

国内学者傅勇林、朱志瑜（1999）较早依据历史时期以及研究特征，将翻译学研究范式分为古典译学范式、近现代译学语言学范式、当代译学文化整合范式。吕俊（2006:54）认为，我国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的变化，即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和解构主义范式。周晓梅（2011）以“知识论”为依据，将翻译范式分为结构主义译学范式、解构主义译学范式和建构主义译学范式。司显柱（2011）将翻译研究范式分为：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文化范式。陈伟、廖美珍（2012）在考察意义理论的基础上，将翻译研究范式分为：语文学研究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解构主义研究范式、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范式。

国外也有学者对翻译学研究范式做了划分或分类。Mary Snell-Hornby（2006）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90年代的转向及跨学科研究、世纪之交的研究状况。Hornby虽然并未使用“范式”一词对翻译学发展之路进行分野，但是所使用的“转向”一词代表了翻译理论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利科（Paul Ricoeur）(2006:ⅷ)从哲学的角度考察了翻译范式问题，认为翻译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语言学范式，即语内或语际之词语与意义的关系。第二种范式是本体范式，即翻译是如何在人际之间进行的。究其本质，利科之翻译研究范式是哲学式的，超越了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的二元对立，在哲学层面上厘定了翻译的客体：文本。

综上可知，虽然国内对于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嬗变之观点名目有别，但是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即大致沿着“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多元化范式”这一路线发展。但我们发现，以上划分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有关其分野的每一时期的名称并未从该学科整个发展阶段来考察。其次，鉴于前人研究的时间因素，大多数分期未将当下的翻译研究范式现状考虑在内。而国外相关研究则显得相对比较分散。鉴于此，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划分。

2.2翻译学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分期及特征

结合其发展特点，可以将翻译学研究范式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期、形成期、繁荣期、瓶颈期。每个阶段的历史阶段、范式及特征讨论如下：

萌芽期，即语文学范式。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西方译论多属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多为碎片状的经验感悟、直观感受，以内省、体验等为主，多为经验介绍。在西方，如德莱顿（John Dryden）提出的直译、释译和仿译，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的“翻译三原则”。中国古代、近现代译论亦大多属此类范式，如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译”，严复的“信、达、雅”，等等。

形成期，即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西方译论属于此类范式，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学界尚未形成本土现代意义上的译学范式，主要处于向西方学习的阶段，以译介、阐发西方译论为主。该范式下的翻译学研究主要借用以索绪尔、乔姆斯基、韩礼德等为代表的语言学理论，将翻译学研究引向科学之路，极大地突破了翻译研究语文学范式“研究内容狭隘、方法单一”的局限，为翻译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体系，研究层面扩大至句法结构和语篇层面”（傅勇林，朱志瑜 1999：31）。比如尤金·奈达关于“对等”的系统研究（“形式对等”“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并提出“分析—转换—重组—检验”翻译过程模式。另外，卡特福德（J. C. Catford）“运用语言学家韩礼德的理论对翻译的不同语言层次进行描写研究，采用统计方法对观察到的对等现象进行归纳，相当细致周密。”（谢天振 2008:3）该研究范式自然有其内在问题，主要表现在：语言被视为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符号系统，语言规律是可以把握的，语言之外的因素被屏蔽在外，追求对等成为翻译的终极目标。

繁荣期，即解构主义/文化范式。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末属于这一时期。“文化转向”和“解构主义”为翻译学研究范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使其突破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禁锢与牢笼，催生了多种翻译研究学派。具体而言，该范式下的翻译学研究打破了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走出结构主义封闭的牢笼，将研究触角伸向语言之外的译者、读者、社会、文化等几乎各个领域。在该范式下，原文意义被视为不确定、作者已死，因而有着否定一切、消解一切的颠覆性，“凸现了译者的主体性，拆解了语言结构，于是封闭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走向了开放式的多元研究，长期游离于翻译研究之外的文化、历史、主体、社会、意识形态等进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把翻译放到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研究诸如权利关系、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更为宏大的课题。”（司显柱 2011:100）该范式下的翻译理论众多，如瓦尔特·本雅明、雅克·德里达等人的“解构学派翻译理论”、西奥·赫曼斯之“操控学派”、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雪莉·西蒙、芭芭拉·格拉德等人的“女性主义翻译观”、道格拉斯·罗宾逊、盖亚特里·斯皮瓦克等人的“后殖民翻译理论”等，这些理论抛开“对等”思想，关注制约翻译过程与结果的政治、经济、文化、性别、身份等诸要素，极大地拓宽了翻译学研究的领域。但问题是，在理论狂欢之后，却留下了未解决的问题。翻译问题离不开语言，翻译本体问题日益凸显。这也为下一阶段的问题埋下伏笔。

瓶颈期，即21世纪初至今。这一时期尚无具有支配地位的翻译学研究范式。在解构、否定之后（巴别塔倒掉之后），翻译学研究出现了一时的沉寂、迷茫、焦虑、痛苦，翻译学研究范式出现了危机。大家发现，解构主义赋予我们思想的自由,但是在获得了自由时却又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人们不禁会问解构主义是尽头吗？下一步该向何处去？出路在哪里？再回到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吗？翻译学人开始追寻，寻找家园（再建巴别塔），比如语言主义的回归、建构主义的尝试等。学者如吕俊（2006）和Mary Snell-Hornby（2006）都曾提出过这方面的疑问和思考。王克非（2014:53）认为，翻译研究应从“社会文化和语言文字两个层面考察，或分别进行，或结合进行。”这可算作对这种疑问时隔八年之后的回应，更是学界对当下研究范式继续迷茫的写照。在此语境下，有些学者尝试构建新的翻译学研究范式，比如系统功能范式、语料库范式等。

3.问题与对策

3.1 当下翻译学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处于全球化、技术化、大数据、后殖民的时代，Michael Cronin（2013）也称其为“翻译时代”。在这种背景下，翻译学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研究范式势必相应变化。原有的翻译学研究范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发展的需要，制约了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并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翻译学研究范式”概念的模糊化。许多人将“翻译研究范式”同“翻译学派”“翻译方法”“翻译研究视角”等概念混淆，经常“将‘范式’和‘模式’混为一谈”（蓝红军 2015:72）。好像一种翻译理论就是一种翻译学研究范式，比如，功能范式、操控范式、交际范式、多元系统范式、女性主义范式、食人主义范式等等。依据上文关于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界定，这些理论不符合范式的本质特征，无法构成一种翻译学研究范式，只能算是翻译学研究范式的一种具体的翻译理论。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例，它只是解构主义翻译学研究范式下的一种研究视角。

其次，究其本质，当下的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划分以欧美为中心。20世纪60年代以来，翻译学研究基本上以欧美为中心，具体表现在研究内容、研究模式、研究传统、研究范式、研究语料、研究人员、以及从事研究所使用的语言等方面。Ferial J. Ghazoul （2014:376）指出，“翻译学研究以大国为中心，尤其是欧洲国家、语言和意识形态，造成了研究失衡，不利于使用较少的语言国家的翻译研究。”中国的翻译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即是这种情况。①由此可见，所谓的翻译学实际上是以英美为中心的。这种翻译学是不全面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国际视野的翻译学。世界是多元的，语言和文化也是多元的，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亦是不同的，如果世界上所有民族、文化、思维、语言等都削足适履地唯“欧美范式”是从，这有悖于科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算是“欧美翻译学研究范式”。

最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翻译学研究一直奉行“拿来主义”，其研究路径主要是“由外向内的”，即主要从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哲学研究等其他学科汲取养分，借用其他学科的工具来透析、解释翻译过程、翻译结果以及其他与翻译相关的活动。这种研究路径决定了以前及当下的翻译学研究范式，即只能依据所借用工具的属性分类，而非依据翻译学本身的属性、规律分类。在此情况下，翻译（译作、译者、翻译事业等）多处于边缘地位，充当“奴隶”或“仆人”角色，丧失了其本体地位。因此在其他学科理论处于“停滞期”时，翻译学研究也出现了方向的迷茫。这造成了当下翻译学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即研究范式的瓶颈，以至于一些学者提出疑问，翻译学研究范式路在何方？难道要再回到以前的语言学范式的老路吗？

3.2 对策

根据当下翻译学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本文拟提出以下对策。

3.2.1 构建多元化的翻译学研究范式

鼓励更多国家的学者、更多的翻译学研究传统平等参与该领域的对话与理论构建，这是翻译学研究范式走出困境与焦虑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呼吁更多的非欧美的翻译学研究范式能够在国际译学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平等参与翻译研究对话。因为“东西方文化、科学源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并以不同的语言、逻辑符号体系表达，形成了两条相反相成的文化路径。”（李曙华 2014：83）因此，唯有多种文化、语言与翻译传统平等参与国际翻译研究范式对话，才能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改变文化的相对单薄性，进而构建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多语言、多文化、多传统”的翻译学研究范式。例如，张佩瑶编译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2006/2010）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②，旨在构建中国的“翻译话语体系”，以促进中国翻译话语进入国际翻译领域，平等参与对话和交流。该著作“从现代跨越的视角来介绍中国传统译论思想之精要，以此诊治中国文化所患‘失语症’，这对促进东西译论话语的沟通和交流有着深远意义。”（张旭 2008：95）从书名的确定（使用“话语”而非“理论”）到翻译策略（厚翻译）的选择，再到体例的设计等，该书都未将自己纳入西方的科学框架与科学术语体系，体现了异于西方的翻译学研究范式。

3.2.2 注重本体研究

本体论旨在构建“是”（being）的范畴，即事物内在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本体代表了事物最为内在的方面和最根本的价值向度，表示事物质的规定性和本源，是决定事物何以存在的基本依据。”（李西建 2009：48）就翻译学而言，应该更多地以翻译自身为圆心画圆，沿着这个中心向四周延伸。这个圆心应是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和文化，而绝不可以彻底抛开这个圆心闹革命。自从文化转向和解构主义范式诞生以来，翻译学研究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与翻译本体渐行渐远，越来越紧密地附着于他体之上。“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关注的是‘译之所以为非译’的因素，实则与翻译科学研究的本体背道而驰。具体来说，这些切入点或研究对象本身均不是‘翻译’本身，均属翻译的‘外部研究’。”（袁煜，高菲 2010：77）这种“超语言策略只是翻译研究多元视角中的一元，语言路向与文化路向应该相互吸收融合，而非相互排斥消解，这应是未来翻译研究的基本战略”（张威 2015：109）。

3.2.3重视由内向外研究

以往翻译学研究范式多以语言学、文学、哲学、心理学、阐释学等学科为工具，从外围的视角向内观察、剖析、批评翻译现象，产生了许多成果，促进了翻译学的快速发展。但是，该领域的研究却很少从翻译学内部向外考察、分析、批评。作这项工作的多为翻译学学科以外的研究者，如从事哲学、语言学、文学、文化学、教育教学、和平发展、国家文化战略、图书出版发行等学科领域研究的研究人员。他们将翻译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对他们自己的学科进行研究。这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因为翻译发生于两种语言的接触、两种文化的碰撞、两种思维方式的际遇、两种文明的对话。这种触碰在促使人们以崭新的视角考察其他学科的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不同的研究视域。Stefano Arduini与Siri Nergaard（2011：8-9）把当下称为“后翻译学时代”，翻译从根本上讲是跨学科的、动态的、开放的。人类是翻译化的人类，文化、语言、宗教、科学等都具有“杂合性”。这种“翻译性”与“杂合性”主要表现为翻译（学）对他人/物的影响和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是研究翻译（学）的主要内容。例如，王宁（2005：5）认为，可以利用翻译学研究范式研究文化现象，进而完善翻译学理论。

4.结语

本研究首先依据“范式”的内涵厘清了“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概念。其次，在梳理、总结前人关于“翻译学研究范式”发展路线的基础上对其发展历程做了历史分期。接着，以其当下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探求其可能的出路。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厘清概念、构建多元化范式、转换研究路径等途径促进当下翻译学范式研究的发展。为了摆脱低迷与危机，彻底走出困境，翻译学研究范式应该结合当下的语境，既要以本体研究为主，又要探讨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以期实现译学研究领域里古今、中西和本体、外围研究新的平衡”（郭建中 2015：1）。

注释

①“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已出版第3辑，共计28本，外教社“国外翻译研究丛书”已出版41本（截止2012年6月），这69本书应该说是当前国际翻译学领域的最核心的翻译思想，也是国内外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国内的翻译理论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对这些作品的翻译、介绍、阐发、或用译例证明其中的理论等。

②Eva Huang和Judy Wakabayashi（2005:1）编著的《亚洲翻译传统》（Asian Translation Traditions）编撰目的是“为了抵制当下翻译领域以欧洲为中心的现状。”此类著作还有Valarie Pellatt与Eric T. Liu（2011）所著“Thinking Chinese Translation: A Course in Translation Method Chinese to English”。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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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13BYY03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科研项目“中国典籍英译的对外传播与接受”(苏-001-A)、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科技作品翻译研究”(KYZZ15_0342)、南京工程学院校级科研基金创新基金面上项目I“中国科技典籍翻译诠释方式研究”(CKJB201513)和南京工程学院高等教育研究立项课题(GY2013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性峰，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西翻译理论、中国典籍英译。

王宏，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西翻译理论、中国典籍英译。

本文原载《外语研究》2016年第2期，第87-91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发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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